當地時間2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將所有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和鋁產品關稅統一上調至25%，于3月4日正式生效。

 

 

在上一任期，特朗普就已對進口鋼鐵征收25% 的關稅，對進口鋁征收10% 的關稅，盡管后續給予部分國家免稅配額，但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從未消散。如今這一舉措，看似是舊政重演，實則是全球化進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又一次強烈沖擊。對于正處于電動化轉型關鍵時期的汽車產業而言，這場關稅風暴帶來的不僅是成本震蕩，更是一次全球供應鏈的深度重構。

 

關稅重錘下的成本漩渦

 

鋼鐵和鋁是汽車制造不可或缺的關鍵原材料，關稅的大幅提高將直接導致原材料成本急劇上升。美國汽車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每輛燃油車平均使用900公斤鋼材和130公斤鋁材，電動車因電池包防護需求，金屬材料用量再增15%。

有研究機構測算，關稅新政將導致美國汽車行業累計增加600億美元成本，相當于每輛汽車成本上浮8%-12%。

 墨西哥汽車零部件協會（INA）也指出，美國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產品（包括汽車零部件）征收的進口關稅將使美國汽車的平均售價提高約3 000美元，并可能使美國2025年的汽車銷量減少10萬輛。

 

 

這種成本壓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沿著供應鏈快速傳導。例如，福特35%的冷軋鋼板依賴日本制鐵，通用的鋁制車身件與諾貝麗斯加拿大工廠深度綁定。

福特汽車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坦言，短期關稅尚可承受，但若持續超過三個月，行業數十億美元利潤將蒸發。

成本上漲不僅壓縮了車企的利潤空間，而且推動了汽車價格的上升，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汽車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也使整個汽車產業面臨沉重的負擔，步履維艱。

 

北美汽車產業一體化受挫

 

成本上漲只是這場風暴的開端，背后更深層次的危機在于，其正在動搖北美汽車產業多年構建的跨境合作根基。

作為全球最成熟的汽車產業生態圈，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的汽車產業鏈緊密交織。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初級鋁金屬供應商，供應美國72%的初級鋁金屬；墨西哥是鋁合金的主要供應商，提供65% 的鋁合金，同時也是各大汽車制造商面向美國市場的重要出口基地。三國汽車零部件日均跨境運輸量達120萬件。此次關稅新政，無疑將對北美汽車產業鏈多年來深度融合的跨境生產網絡根基造成巨大沖擊。

 

 

首先，關稅新政迫使企業重新規劃產業布局。例如，福特已計劃擴建其在美國的部分工廠，以緩解因關稅上升帶來的進口車成本壓力。如果關稅成為長期現實，福特將不得不做出更深層次的戰略調整，甚至將未來的所有新工廠都建在美國。通用汽車也表示，如果加征關稅，該公司可能會將部分皮卡的生產地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遷回美國。

但這些 “應急方案” 的背后代價慘重。有研究表明，這將導致北美自貿區的汽車制造成本系統性增加18%-22%。

其次，地緣政治層面的連鎖反應也開始顯現。墨西哥突然收緊汽車原產地規則，加拿大加速推進關鍵礦產出口管制。這些舉措迫使車企在每個大洲必須構建完整的供應鏈，這使得這些車企在全球的生產效率大大降低。曾經緊密合作的北美汽車產業，如今面臨產業格局重新洗牌的局面。

 

全球化反擊戰打響

 

北美自貿區的汽車產業動蕩只是全球貿易格局重構的一個縮影，隨著各國紛紛采取反制措施，這場關稅風暴正在演變為一場全球化的反擊戰。

中國自2月10日起，對美產大排量汽車加征10%關稅；墨西哥、加拿大宣布對美農產品實施對等制裁；歐盟委員會發表聲明將堅決捍衛自身利益；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家也紛紛表態將對美國的關稅措施進行反制。

在這場全球反制中，汽車產業的競爭規則也在悄然重塑。如寶馬碳纖維底盤件，雖材料成本增加40%，但車輛續航提升帶來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經濟性損失；寧德時代與福特的 “技術授權模式” 突破投資壁壘，卻讓美國面臨動力電池技術空心化風險；特斯拉4680電池量產因高純度鋁材關稅可能推遲 6-9個月。

 

 

歷史似乎在重演：2018年關稅導致美國汽車業流失7.5萬個崗位，但車企海外投資反增23%。如今保護主義大棒下，跨國車企的“去實體化”轉型（技術授權、離岸研發）正在加速，這或將使美國在新能源競賽中陷入“關稅壁壘越高，技術依存越深”的陷阱。

在這場沒有贏家的博弈中，汽車產業正淪為地緣政治的犧牲品。當日本車企研究橫跨太平洋的散件運輸路線，當德國工程師在得克薩斯調試第七代沖壓機床，這些微觀層面的產業遷徙，正在重構全球制造業的價值鏈。特朗普或許忘記了福特汽車創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1930年的警示：流水線可以本土化，但產業革命從來都是全球智慧的結晶。保護主義筑起的高墻，最終困住的可能是墻內的守望者。